——以太常寺太祝在任时期为中心
序言
元和十一年初秋，韩愈去看望了因患眼疾而辞官闲居着的张籍，并作诗《题张十八所居》“名秩后千品，诗文齐六经。端来问奇字，为我讲声形。”（你的官阶虽为最低一级，但是诗文完美得可与六经比肩。当我拿出书籍问你生僻字时，你恳切地教给我字音字形）。韩愈虽然在此很自谦而且自然地吹捧着张籍高深的学识，但其实这首诗却预告了张籍其后不久就被提拔为国子助教、乃至预告了最后升至所谓国子司业的学官为止。
然而，到国子助教为止的张籍的仕途，却曾经是很郁不得志的。贞元十五年（799），张籍第一次科举应试就高中进士科而登科及第。但不幸其后却直接回到家乡和州服丧，直至元和元年（806）才出任太常寺太祝。太常寺太祝是管理太庙神主的处于官阶末端的一个礼官，而张籍却在这个官职上逗留了十年之久。而且这段官场仕途不如意的十年，同时也是张籍持续为疾病所困扰的时期。张籍从这不幸的十年中，创作出了一种可称为“闲居诗”的新文学形式。
这种闲居诗在张籍自身的文学中，倒未必占据着最大的位置。而且在当时的文学状况中，也并未受到瞩目。然而其影响却通过姚合和贾岛一直传到了晚唐。晚唐的文学，就是在张籍闲居诗之中孕育而生的。
一 太常寺太祝在任时期的健康状态·前期
张籍于元和元年至元和十年约十年时间，一直在任正九品的太常寺太祝。正如韩愈所谓的“名秩千品后”（《题张十八所居》），太常寺太祝是在全部流内官的九品三十等级中，倒数第五级的底层小官。张籍在这样的小官上为何竟然在任了十年之久，这里有个很大的疑问。唐代官职的任期（官满）原则上是三年，而张籍的情况则很异常，当时就为人瞩目。白居易于元和十年作《重到城七绝句·张十八》中述到“独有咏诗张太祝，十年不改旧官衔”，就讲的是在很多人短暂任期内就更换官职的情形下，张籍一个人的特例就值得大书特书。
我们倒并不能得出张籍作为一任官僚无能且不能胜任职务的结论。即使他时有过于直率的发言[1]，那对于人物评价来说也难以认为就到了致命伤的地步。事实上，张籍自元和十一年以降，连续升迁至国子助教、广文馆博士、秘书郎、国子博士、水部员外郎、水部郎中、主客郎中，最后官拜从四品下的国子司业。而国子博士以降的官职，已是每日可位列朝参的常参官[2]，即高级官僚。如果说张籍具备了作为官僚必须的一定资质的话，在所谓太常寺太祝的末等小官任上竟然逗留了十年，也不得不说实在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事件了。
而恐怕理解这个疑问的关键，就在于张籍的健康问题上。
张籍据说于元和元年秋冬就任的太常寺太祝。韩愈于此年六月从江陵法曹参军被召回长安升任国子博士。在长安，孟郊、张籍、张彻三人碰巧聚在一起，韩愈便与他们三人一起作有“会合联句”，而此时张籍似乎尚未任官[3]。另外，从白居易元和十年所作《重到城七绝句 张十八》中“独有咏诗张太祝，十年不改旧官衔”一句可以认为，张籍应于元和元年秋冬就任了太常寺太祝一职。
韩愈于次年元和二年六月至元和六年夏，官任国子博士分司东都以及河南令，离开长安四年，与张籍之间的交往就会间隔很长时间。因此从韩愈的诗中已察觉不到张籍的动向了。
其间，从元和四年至次年，张籍与白居易开始交往。白居易元和二年官拜翰林学士，作为朝气蓬勃的新锐官僚而崭露头角，日子过得很是匆忙。而此时张籍已任太常寺太祝，其时正在为身体不适而烦恼。为此，二人之间虽有诗歌上的应酬，但是直接的往来就显得很有限[4]。总之，此时期张籍与白居易之间的应酬诗，就成为一种窥测当时张籍生活的贵重资料。
[1]病中寄白学士拾遗
张籍
秋亭病客眠，庭树满枝蝉。
凉风绕砌起，斜影入床前。
梨晚渐红坠，菊寒无黄鲜。
倦游寂寞日，感叹蹉跎年。
尘欢久消委，华念独迎延。
自寓城阙下，识君弟事焉。
君为天子识，我方沉病缠。
无因会同语，悄悄中怀煎。
（大意）秋天的家里，病人睡觉时，庭院里就满是蝉鸣。凉风吹过台阶前，夕阳照进床榻里。日暮时梨子变红而落下枝头；寒冷中黄菊几乎不再开花。官府的生活令人感到疲倦寂寞，而居于人下的日子又不觉让人哀叹。我已远离世间欢乐许久，而现在您的厚意让我不胜感激。我寓居长安城内，因而与您相识，在此要拜托您与我交游往来啊。恭喜您的尊姓大名都已为圣上所识，而我至今却被疾病缠身。我没有机会与您当面欢谈，寂寞的心情只能在胸中煎熬。
从上述显眼的礼貌措辞可以推测，这首诗作于二人刚开始交往之际。“自寓城阙下，识君弟事焉”说的是因为自己时而寓居长安而能认识白居易，白居易是如此的优秀，我要好好地敬爱你这位大哥，这就接近于初次见面时的礼貌问候。而白居易就作有下面一首诗来唱和。
[2]酬张太祝晚秋卧病见寄
白居易
高才淹礼寺，短羽翔禁林。
西街居处远，北阙官曹深。
君病不来访，我忙难往寻。
差池终日别，寥落经年心。
露湿绿芜地，月寒红树阴。
况兹独愁夕，闻彼相思吟。
上叹言笑阻，下嗟时岁侵。
容衰晓窗镜，思苦秋弦琴。
一章锦绣段，八韵琼瑶音。
何以报珍重，惭无双南金。
（大意）你的英才令人敬慕，但你却滞留在太常寺的职位上，而我虽然无能却还出入宫廷。你虽住在西街遥远的地方，我却在宫殿的深处服侍。因你患病，我也无法探视，而我也以繁忙为由，难以去拜访你。我们俩不凑巧，总是难以相聚，真是令人寂寞不已。你看那露水沾满草地，皎洁的月光照在红色的树林里，更何况在孤独的夜里，听见你思念朋友的歌声，让我情何以堪。我慨叹二人无法见面谈笑，也悲伤岁月无情逝去。清晨镜中看着自己又衰老了，只能把寂寥的思念寄托在秋日的琴声里。而你那吟咏思念的诗篇比锦缎还要美，你那十六句诗文的韵律如琼瑶叮当。如此美妙的诗文要如何唱和呢，我可作不出那有如两袋南方金块般的诗章来啊（西晋·张载《拟四愁诗》中有“佳人遣我绿绮琴，何以赠之双南金”）。
诗的末尾“一章锦绣段，八韵琼瑶音”一句赞美的是八韵十六句的张籍的原诗。白居易诗的措辞也与张籍原诗一样恭敬谨慎，很是显眼。开头一句“高才淹礼寺，短羽翔禁林”叙述了才能超群的张籍沉沦于太常寺的小官，而才疏学浅的自己却进出大内之地；末尾一句“何以报珍重，惭无双南金”说的是，我如何才能唱和得了你那出类拔萃的诗篇呢？我的才学可比不上南方出产的真金（才能）啊。由张籍诗题中“白学士拾遗”等字眼可知，白居易当时官拜翰林学士、左拾遗。白居易官授翰林学士是在元和二年，而在任翰林学士的同时又加授左拾遗是在元和三年四月。此诗若为秋季所作的话，则可推定张籍与白居易的交游，若早则始于元和三年秋，若晚则始于次年秋[5]。
张、白二人还唱和有一组七绝诗。诗中加入了两人交游的亲密感情，应作于上面两首唱和诗之后，而季节则是尚感寒凉的早春时节（[4]“怜君马瘦衣裘薄……今日正闻天又暖”）。假如说[1][2]诗作于元和三年秋的话，下面要读的[3][4]诗则作于次年或者次年的第二年春季。而假如前者是元和四年所作的话，后者则被限定于元和五年春。
[3]寄白学士
张籍
自掌天书见客稀，纵因休沐锁双扉。
几回扶病欲相访，知向禁中归未归。
（大意）您官拜翰林学士而执掌诏书的制定，与人相见的时间也不宽裕，假使能休假也只会坐在家里休息而已吧。曾几度我都想带病拜访贵府，只是不知您是否已下朝归宅。
[4]答张籍因以代书
白居易
怜君马瘦衣裘薄，许到街东[6]访鄙夫。
今日正闲天又暖，可能扶病暂来无。
（大意）你的坐骑很瘦，衣服也很单薄，可能冷得厉害吧。你会来访我在街东的家里吧。今天我也很空闲，天气也很暖和。不知你是否会带病来访敝宅啊。
以上两组四首唱和诗可见的共通之处在于，一是白居易公务繁忙，如诗[2]“我忙难往寻”、诗[3]“自掌天书见客稀”。白居易官拜翰林学士，负责诏敕的起草，而且这个时期又兼任左拾遗；此外还在埋头创作“新乐府”。这可谓在白居易的官场履历中，是最为积极活跃的一个时期。
第二个共通之处在于，张籍身体不适。如诗[1]“秋亭客病眠”“倦游寂寞月，感叹蹉跎年”“我方沉病缠”、诗[2]“君病不来访”、诗[3]“几回扶病暂来无”。张籍因身体不适而无法造访位于新昌坊的白居易宅（“君病不来访”），另外白居易在诗[4]《答张籍因以代书》中也有“今日正闻天又暖，可能扶病暂来无”，也表明张籍的病情已不能不令人担心了。妨碍张、白二人交游的因素除了白居易公务繁忙，还有张籍的病情严重。
这个时期张籍的病情，并不是日后令他烦恼的眼病。元和九年开始，张籍患上了严重的眼病，虽在诗中也不停地诉说眼睛的不适，但在这些张、白二人的唱和诗中并未明言眼疾之事。恐怕是张籍此时罹患上了眼疾以外的别的疾病吧[7]。
这个时期的张、白唱和诗就是以上这两组。前者唱和的是秋，后者唱和的是次年或次年的第二年的春，两者之间的间隔最大为一年半，最小为半年。而持续半年以上或至一年半仍尚未痊愈的疾病，不是简单的小病。可能因为张籍就任太常寺太祝正好三年之际罹患上此病，一般认为这导致失去了第一次调动的机会。当时许多官职皆以三年为任期届满（官满）。太常寺太祝是管理太庙神主的所谓闲职，考虑到张籍的健康状况，这个闲职对他也是适当的，当时被这样判断也是可能的吧。
二 太常寺太祝在任时期的健康状态·后期
元和六年夏，白居易之母陈氏辞世，他离开长安在下邽前后共计服丧三年（25个月）。而在洛阳任职河南令的韩愈，因调换官职于秋季以降以“职方员外郎”官职回到长安。
元和六年秋季以降，在韩愈的诗文中张籍再次出现了。《石鼓歌》是以“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为开篇的七言古体诗。张籍给韩愈看了石鼓的拓本，而使其作了这首石鼓诗[8]。
另外一首诗作于此年冬季的《赠张籍》。此时韩愈之子韩昶已十三岁，诗中吟咏了张籍教韩昶毛诗之事。张籍熟悉古典与文字学，从此诗可读出两个信息：一是张籍的太常寺太祝的公务之余时间宽裕；二是此时期张籍的身体健康已有了相当程度的恢复。韩愈结束了一天的公务归宅时，张籍在此笑脸相迎（“薄暮归见君，迎我笑而莞”）。可见张籍是从早上就一直逗留在韩愈家中，辅导韩愈之子学习。元和四年前后虽然张籍身体已衰弱到了外出困难的地步，然而在此时他的元气却已经是恢复到能来韩愈家中留宿的程度了。
顺便提一句，元和七年秋季，贾岛应试上京，就是在离张籍宅附近寻找的寓所[9]。而在此前后贾岛的诗中也并未出现过提起张籍病情的言辞。所以自元和六年至次年，张籍身体已恢复得相当好了。
然而作于元和八年十月的韩愈诗中，张籍的眼病就被特别记述了出来。这首诗的收信人是在任蓝田县丞的崔斯立，此人可算是韩愈门下一员，此诗将孟郊与张籍二人的友谊吟入了诗中。
雪后寄崔二十六公
韩愈
蓝田十月雪塞关，我兴南望愁群山。
……
诗翁憔悴斸荒棘，清玉刻佩联玦环。
脑脂遮眼卧壮士，大弨挂壁无由弯。
……
（大意）你所在的蓝田，还是初冬的十月就已下雪而阻塞了蓝田关。我起床试着向南眺望，群山忧愁地覆盖着白雪。……孟郊在郁不得志中面容憔悴，虽然过着披荆斩棘般的苦难生活，但是他的诗歌却美得像带着美玉而系于腰间的环佩。而另一面，张籍的眼睑被蒙上了一层眼眵，就如同好弓在墙上挂得久了就连箭也无法搭上一般令人遗憾。……
而那首孟郊的诗中也记有张籍的眼疾。下面这首诗作于前面韩愈诗作之后，恐怕应在孟郊突然去世的元和九年的前半年。到了这个时间点上，张籍的眼病就已严重到了堪忧失明的地步。
寄张籍
孟郊
未见天子面，不如双盲人。
贾生对文帝，终日犹悲辛。
夫子亦如盲，所以空泣麟。
有时独斋心，仿佛梦称臣。
梦中称臣言，觉后真埃尘。
东京有眼富不如，西京无眼贫西京。
无眼犹有耳隔墙，时闻天子车辚辚。
辚辚车声碾冰玉，南郊坛上礼百神。
西明寺后穷瞎张太祝，纵而有眼谁尔珍。
天子咫尺不得见，不如闭眼且养真。
（大意）张籍啊，在尚未拜谒过圣上这一点上，你还不如两眼皆盲的人啊。贾谊整日都能面谒文帝，即使如此最后也还逃不过悲惨的命运。孔子也简直就似盲人一般，因此在得知鲁哀公猎获麒麟之事后而泪流满面。你时常心如澄镜，梦中与圣上对坐而俯首称臣。梦中面谒圣上称臣之际，若从梦中醒来，那就只剩下残酷的现实了。洛阳男子（孟郊自称）虽有双眼可见，但却身无分文。但长安男子（张籍）双目亦不可见，家亦贫困难养。然而你虽说双目看不见，但你还有双耳，当圣上的銮驾通过墙外的大路时，那轰隆隆的车马声你还是能听得见的。而当圣上率群臣祭祀南郊天坛上的百神时，那銮輿辗过冰雪的嗒嗒声你也听得见啊。住在西明寺后面贫困与目盲交加的太常寺太祝张籍，即使长着双眼，那看不见的眼睛又能给谁行注目问候礼呢？即使圣上御驾临幸到你身边，你却无论如何也看不见，倒不如紧闭双眼以养真气吧，张太祝。
这首诗中的张籍被称为“穷瞎张太祝”，即又穷又瞎的张太祝，从“未见天子面”或“天子咫尺不得见”这样的话反复被重复来看，让人觉得恐怕这种尚不为皇帝所知而埋没于仕途底层的郁不得志的心情，张籍曾向孟郊倾诉过吧。孟郊是在将其话反说来安慰张籍：反正你有眼也看不见，就算能够升迁拜谒了圣上也没有什么意义，与其如此还不如索性紧闭了双眼以养真气啊。诗中之所以以“南郊坛上礼百神”为话题，那是因为张籍所司的太祝就是这个管理太庙神主的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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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籍的眼疾于元和八年过冬之后变得更加严重了。韩愈则为这位贫困的友人筹集起了治疗费用。
下面这首《代张籍与李浙东书》就是一封代替张籍而写的书信，信中请求浙东观察使李逊为张籍筹措治疗费用，并希望将张籍采用为幕府幕僚。李逊作为浙东观察使的高官，具备充足的经济实力，同时也具有辟召幕僚的权限。而此刻奉命转交韩愈书信的李翱，也是从早期开始就进入韩愈门下的门人，与张籍也有旧相识的关系。而李翱作为浙东观察使的幕僚，此时是因公干而北上长安的。
应该确认的是这封书信的写作日期。李翱元和五年至元和九年前后共计四年任职浙东观察使李逊的幕僚，其间元和九年正月因为其叔父李术举办改葬仪式而来长安[10]。而与韩愈张籍相见则恰逢此时吧。下面就将这封书信中与张籍眼病有关的部分引用如下。
月日前某官某，谨东向再拜寓书浙东观察使中丞李公阁下。……近者阁下从事李协律翱到京师。籍与李君友也。不见六七年，闻其至，驰往省之。问无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贺其得贤主人。……退而自悲，不幸两目不见物无用于天下。胸中虽有知识，家无钱财，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于其人之侧，开口一吐出胸中之奇乎。……使籍诚不以畜妻子忧饥寒乱心，有钱财以济医药，其盲未甚，庶几其复见天地日月。目得不废，则自今至死之年，皆阁下之赐也。……籍惭腆再拜。
（大意）某月某日，前某官某人，谨向东再拜浙东观察使御史中丞，恭敬致信李逊阁下。……近日，阁下部下的李翱协律郎上京，我是李翱君之友，不见亦有六七年。我听说他到达后跑去见他。除了互致问候平安以外，已没有时间多说一句话了，只是首先祝贺他幸遇名主……回来后我自觉悲伤，自己不幸双目无法看见，对天下无法效力，胸中虽有知识，家中却无钱财，自己寸步不能前行。现在我与李阁下相距五千里之遥，我如何才能为其侍奉左右、开口吐露胸中的奇策妙想呢？……如果我能抚养妻子儿女、不用为他们的饥寒而乱心、也有钱治病的话，趁现在眼睛盲目的程度还不太严重，可能还有机会再见天地日月啊。承蒙关照如蒙不弃，从现在开始到死为止，我这一切就都是拜阁下您所赐啊。……张籍，惭愧惶恐再拜。（日语翻译见清水茂《韩愈Ⅰ》筑摩书房，世界古典文学全集，1986年）
另有贾晋华《韩愈大传》所收《张籍传》第466页，根据开头的“前某官某”推断此刻张籍业已辞去太常寺太祝官职。官员以疾病为由辞官时，首先要提出长告（疗养休假申请），而超过一百天的期限则将自动免职。因此，这个时间点业已经过了百天，如果已被免官了的话，张籍提出长告的时间很可能在元和八年冬季。如果张籍处在免职状态中的话，那么其治疗费用的筹措，以及作为浙东观察使李逊的幕僚而被招募的希望，这二者在信中的条理就都吻合了。关于张籍被免去太常寺太祝的详情，将在下一节中论述。
三 免去官职
从元和九年到十年，张籍与韩愈之间没有值得注意的诗歌应酬。韩愈也在长安顺利出仕为官[11]，显示出二人的关系也该安定下来了吧。元和九年八月孟郊突然去世之际，韩愈在长安接到消息后摆设祭坛，召集张籍举行了哭礼。而十月埋葬时，张籍将孟郊的谥号定为贞曜先生，而韩愈则作有《贞曜先生墓志铭》等[12]。看来二人之间保持着亲密的往来。
同时，元和九年冬，白居易结束了其母陈氏的服丧而返回长安，从而张籍与白居易之间的诗歌应酬又再度开始。
酬张十八访宿见赠
白居易
昔我为近臣，君常稀到门。
今我官职冷，君君来往频。
我受狷介性，立为顽拙身。
平生虽寡合，合即无缁磷。
况君秉高义，富贵视如云。
五侯三相家，眼冷不见君。
问其所与游，独言韩舍人。
其次即及我，我愧非其伦。
胡为谬相爱，岁晚逾勤勤。
落然颓檐下，一话夜达晨。
床单食味薄，亦不嫌我贫。
日高上马去，相顾犹逡巡。
长安久无雨，日赤风昏昏。
怜君将病眼，为我犯埃尘。
远从延康里，来访曲江滨。
所重君子道，不独愧相亲。
（大意）过去我曾为翰林学士那样的近臣之时，你几乎没有来过我的家。现在我成了一个没人理的冷官，只有你还来看我啊。我这种狷介的性格很难处世，平时我很少与人交往，交往起来的话，中间是不会抛弃朋友的。况且你具有理想主义者的气质，视富贵如浮云。正因为如此，那些王侯将相们才要对你冷遇。如果要问你与谁交往，说是只有中书舍人韩愈，第二个人就是我，而将我与韩愈大人相提并论实在是令我惶恐。是何缘由让你如此看重我，我们越上年纪交往越殷勤。你我躺在歪斜的屋檐下，一晚说话到天明。虽然床榻很单薄，饭食也很简朴，但你却不嫌弃我的贫穷。日头升高了，你骑着马告辞了，还不停地回头依依惜别。长安已经很久没有下过雨了，一吹风太阳也变得暗红无力。你说你的眼病很严重，虽说如此你还冒着沙尘来看我啊。你住在很远的延康里，还到曲江河畔来看我，你所看重的是君子之道，而你却不仅仅只是对我这么好啊。
这首作于元和九年年末的诗歌里，透露出四个意味深长的信息来。其一是，白居易将其服丧期满后就任的东宫官职太子左赞善大夫视为一个“冷官职”，而心怀不满；其二是，张籍当时并未离弃已被迁至冷官的白居易，而被描写成为一个敦厚的人；其三是，从张籍口中得知，其最亲密的好友是韩愈，其次是白居易；其四是，张籍在此时期，已患有严重的眼疾。这里首先特别要注意第四点。骑马从延康里到新昌里，即使有马夫的帮助，对于双眼看不见的张籍来说也并非易事，因此，对张籍特地带病造访的友情之深，白居易是深有感触的。
其次应该看的一首诗是《读张籍古乐府》[13]。从这首诗中可以窥测到张籍的生活状况，尤以末尾四句为要。“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贱贫。病眼街西住，无人行到门。”（我是想无论如何都要活到五十岁啊，可却被埋没在底层小官贫贱的境遇中。患着眼病，住在街西，谁也不会到我家里来啊。）关于张籍的出生时间，有大历元年（766）说、大历四年（769）说、大历七年（772）说等各种说法，本书采用大历元年说。此诗若视为元和十年之作的话，张籍则为五十岁；若为元和九年，则为四十九岁。
下面引用的白居易这两首诗歌，第一首作于元和十年春。第二首则作于该年六月，推断是白居易因就武元衡暗杀事件而上书后却被批判为越权、在等候其处分的初秋之际所作。该诗中包含有对于张籍的任官或居住等情况来说非常珍贵的信息，但是却未明示眼疾之事。
重到城七绝句其三“张十八”
白居易
谏垣几见迁遗补，宪府频闻转殿监。
独有咏诗张太祝，十年不改旧官衔。
（大意）我重新回到长安官场来看的话，下邽服丧三年间的谏官官署中，担任拾遗或补缺的人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御史台中的殿中御史或监察御史的人选也都更换了。但是只有作诗的太常寺太祝张籍，十年之间还是原来的官职啊。——说起谏官官署，是因为白居易自己曾任左拾遗，而说到御史台或是因为白居易的好友元稹曾任监察御史，总之这两个官署都是对于崭露头角的新锐官僚来说，在通向出仕精英路线时应该部署的位置。
寄张十八
白居易
饥止一箪食，渴止一壶浆。
出入止一马，寝兴止一床。
此外无长物，于我有若亡，
胡然不知足，名利心遑遑。
念兹弥懒放，积习遂为常。
经旬不出门，竟日不下堂。
同病者张生，贫僻住延康。
慵中每相忆，此意未相忘。
迢迢青槐街，相去八九坊。
秋来未相见，应有新诗章。
早晚来同宿，天气转清凉。
从以上张、白二人交往的诗歌可以判明的是，白居易在服丧结束之后、左迁江州司马之前的半年多时间里，与张籍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了，而张籍则于元和八年年末开始恶化的眼病，到了这个时期仍未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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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自元和十年八月左迁江州司马离开长安，此后的张籍通过韩愈的诗歌而能够知道韩愈。下面列举的这首张韩之间的唱和诗，作于元和十一年秋。当时张籍正寓居在延康坊，那是位长安城内朱雀大街西侧、被称为西街的地区。
题张十八所居
韩愈
君居泥沟上，沟浊萍青青。
蛙欢桥未扫，蝉嘒门常扃。
名秩后千品，诗文齐六经。
端来问奇字，为我讲声形。
（大意）你住在水沟的旁边，水沟沉淀了泥沙，漂浮着绿油油的水草。青蛙吵闹地叫着，桥面也脏脏的。蝉在小声鸣叫，你家的门也紧闭着。虽然你的官阶是最低的，但是你的诗文却完美得几乎能与六经比肩。我取出书来请教你生僻字时，你恳切地将这些字的字音与字形都教给了我。
张籍下面这首诗就是对上面韩愈诗的唱和。
酬韩庶子
张籍
西街幽僻处，正与懒相宜。
寻寺独行远，借书常送迟。
家贫无易事，身病足闲时。
寂寞谁相问，只应君自知。
（大意）西街深处的幽僻之处，那里正适合慵懒的生活。我一个人走得很远去寻访寺庙；而借回的书每次总要还得很迟。因为家里贫穷，干什么都不容易；身体患病，就净是闲暇时间。自己活得如此寂寞寒酸，要问还有谁能来看我呢，只有您才知道吧。
因为这首诗是唐代的唱和，因此韵脚上并非是宋代以后普及的和韵。尽管如此，同为五言律诗，韩愈的诗是直接造访张籍宅而“题”作的诗，张籍的诗以“酬”为题以明示唱和，而且是以自家为舞台讲述“西街幽僻处”的，这样两诗唱和的关系就很明白了。
至于创作时期，从韩愈的官名“庶子”即可知晓，韩愈由中书舍人贬为太子右庶子的时间在元和十一年五月，次年七月随裴度从军讨伐淮西吴元济，十二月回到长安官任刑部侍郎。韩愈在长安任职太子右庶子期间，于蝉鸣之际（蝉嘒门常扃）而能悠闲造访张籍宅的时间是在元和十一年秋。
从韩愈句“名秩千品后，诗文齐六经”可以推测出此时张籍的任官情况。由此可知张籍于太常寺太祝之后，并未被任命为国子助教，而是一直沉沦在太常寺太祝的小官任上。“诗文齐六经”表明，韩愈对于张籍具备诗文学识却无法发挥而表示遗憾，并可读出韩愈期待张籍就任适当的学官。
同时，从张籍诗“家贫无易事，身病足闲时”可见，此时的张籍，辞去了公职而失去了官俸，为了专治眼病而待在家中。恐怕张籍这次长告之后，是超过了既定的百日期限而被自动免职了的吧。张籍为在自宅疗养而自然而然地疏远了友人，因此对于特地从远处前来看望他的韩愈，就说出了“寂寞谁相问，只应君自知”这样感谢的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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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籍因眼疾而一时辞官在家。从先前张籍的应酬诗也能看出这一点，但是通过下面这首诗可以进一步确认其辞官在家的时期。
同韦员外开元观寻时道士
张籍
观里初晴竹树凉，闲行共到最高房。
昨来官罢无生计，欲就师求断谷方。
（大意）道观中雨也停了，竹林凉丝丝的。与您悠然散步，登上了最高的禅房。我前日辞了官，没有了收入。这样下去就要节衣缩食了，我想不如现在就求教道士，好学会辟谷的方法。
上面张籍给韩愈的应酬诗中，“家贫无易事，身病足闲时”已暗示了辞官在家，这首诗中的“昨来官罢无生计”显示了张籍辞官且失去了官俸。诗题中所谓“韦员外”的韦处厚，于元和十一年九月从考功员外郎左迁至接近三峡的开州（重庆市开县，万县以北五十千米）刺史，其后又以户部郎中的京官复归长安。因此，称呼“韦员外”的这首诗作于他左迁开州以前。而作诗时间的上限为韦处厚升至礼部员外郎的元和九年前后[14]。
张籍免职在家的状态，根据下面张籍给韦处厚的唱和诗中可以判明，其状态至元和十一年冬仍在持续。
答开州韦使君寄车前子
张籍
开州午日车前子，作药人皆道有神。
惭愧使君怜病眼，三千余里寄闲人。
（大意）开州端午节到处都在移植药草车前子苗[15]，在那片土地上种植药材的人，据说众口一词地说这种草药对于眼病疗效神奇。真是不胜感激啊，身为刺史的韦处厚，还在担心我的眼病，他特意从三千里之外为我这个无官无职之人送来了车前子。
从长安出发的韦处厚，等到达任地开州已是冬季，“开州……去西京一千七百二十七里”（《通典》卷一七五《州郡五》）。当时从长安到洛阳沿道整备最为良好的八百五十里路程（《通典》卷一七七《州郡七》），需要耗时约两周时间。据此推测，从长安到开州至少需要一个月的行程。九月辞令下达，还要准备行装，韦处厚到达开州的时间应是十月下旬以后。而从韦处厚处来的车前子送到张籍手里最早也应是十一月下旬吧。这首诗就传达出那个时间点张籍尚在免职状态之中的信息来。
韩愈的《题张十八所居》与张籍的《酬韩庶子》的应酬诗作，以及《同韦员外开元寺寻时道士》与《答开州韦使君寄车前子》等四篇诗作综合起来看，张籍于元和十一年初秋既已免去太常寺太祝，其免职在家的状态至同年十一月末仍在持续着[16]。
那么张籍向朝廷长告太常寺太祝是什么时候？若论最晚时间，长告是在元和十一年春季。这样，元和十年张籍尚且在任太常寺太祝，即可整合白居易于元和十年春所作《重到城七绝句 张十八》“独有咏诗张太祝，十年不改旧官衔”以及同年冬作于江州的《与元九书》“张籍五十，未离一太祝”等记事。另一方面，若考虑最早时期，为元和九年春季。韩愈代张籍所作《代张籍与李浙东书》开头“月日。前某官某”即“前太常寺太祝”一句，在此时点张籍辞去了上述官职。或者从元和九年至元和十一年之间，也会有免职与再任职重复发生的可能性。
四 眼疾痊愈与国子助教任官
张籍其后就任国子助教一职。笔者推定其时间在元和十一年十二月月初。
正如前述，张籍于同年十一月末的时间点还尚处于守选的状态（张籍《答开州韦使君寄车前子》）。而另一方面，记载张籍就任国子助教的最早史料，是下面引用的一系列韩愈的诗作。而就这些韩愈诗作的创作时间，虽经历代注释者与研究者的研究而已经有所推进，但是仍然遗留下来了一些微妙的问题。在有所存疑的情况下，根据前节所确认的出发点即“张籍于元和十一年十一月末的时间点尚处于守选的状态”来进行重新审查。
游城南十六首[17]赠张十八助教
韩愈
喜君眸子重清朗，携手城南历旧游。
忽见孟生题竹处，相看泪落不能收。
（大意）你的眼睛恢复了视力真令人高兴。我们携手同去长安城南旧地重游，没想到走到孟郊题写咏竹诗的地方，我们相视而哭，泪流不止。
关于这首记载张籍在任国子助教的诗篇，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816页、张清华《韩愈年谱汇证》第328页（同作者《韩愈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等文皆认为是元和十一年晚春之作。然而已经证明同年十一月的时间点上张籍仍处于守选状态，因此这个说法不成立。即使最早，也须是元和十二年春。而且这首诗创作之时，张籍业已就任国子助教，其就任日期若早，则在自元和十一年十二月到次年春季之间。
助教就任的上限，应是元和十一年十二月，这不会有错。那么其下限又是何时呢。作为考虑这个问题的一个材料，在下面列举的这首张籍自己所作的诗作中，张籍自述他患眼疾已有三年。
患眼
张籍
三年患眼今年校，免与风光便隔生。
昨日韩家后园里，看花犹似未分明。
（大意）我患眼病已有三年了，到今年才进行了治疗。这样一来这辈子就不会作别风景了。可是昨日大家聚在韩愈家的后花园，我看花时眼睛还是有点儿模糊啊。
明确记录张籍眼病发作的诗篇是韩愈于元和八年十月所作的《雪后寄崔二十六丞公》诗，而在次年元和九年春韩愈所作的《代张籍与李浙东书》中则记载了眼病发展到严重化的程度。另有同样在元和九年八月突然去世的孟郊所作的《寄张籍》中也有“西明寺后穷瞎张太祝”一句，记载了张籍濒临失明的事实。即使张籍的眼病于元和八年十月发作的话，三年后则为元和十一年冬季。如果这个推测行得通的话，这首《患眼》诗的时间还是在元和十二年春季吧。症状轻快了一些，免于失明（“免与风光便隔生”），但还不至于恢复到原来的视力，正是所谓“看花犹似未分明”一句之意。
本文认为，在其眼病轻快之际，张籍就任了国子助教，下面韩愈的这首诗中则传达了张籍就任助教的信息。这里要先确认一下其创作日期。
晚寄张十八助教周郎博士（原注：张籍·周况也、况愈之从婿）
韩愈
日薄风景旷，出归偃前檐。
晴云如擎絮，新月似磨镰。
田野兴偶动，衣冠情久厌。
吾生可携手，叹息岁将淹。
（大意）日光微弱，风景也觉寂寞。外出归来，仰卧在客厅的屋檐下。晴朗的天空上飘浮着裂絮一般的白云，即将到来的新月，如新磨过的镰刀一般，又细又尖挂在天空。心中忽然萌生出一股想要回归田园的念头，而官差的日子令人厌烦得难以遏制。我想和你们一直待在一起，可是想到一年时间就要结束，我禁不住叹了口气。
钱仲联认为此诗作于元和十年或十一年冬；张清华将此诗时间定为元和十一年，更由“新月似磨镰”“叹息岁将淹”二句将时间具体到十二月初。然而正如前节所述，因为元和十一年十一月末的时间点上张籍尚处于守选的状态，所以，元和十年的可能性是没有的。按照排除法，此诗乃元和十一年十二月初所作。如果将以上若干情况和证据综合起来考虑的话，可见张籍就任助教的日期是在元和十一年十二月初，这是唯一稳妥的判断。那么这首诗就可以当作一份在张籍就任助教后就紧接着记下来的一个资料。
而且这只是一个推测，这年（元和十一年）秋韩愈造访街西张籍之宅，带着将张籍作为助教来推荐的暗示，去看望眼病治疗后的张籍的可能性很大。韩愈诗中“名秩千品后，诗文齐六经。端来问奇字，为我将声形”，在此将仕途不遇与学识丰富大书特书的做法，很容易理解为其中包含着把张籍要作为学官来推荐的意思。当时虽然是作为一首个人之间的应酬诗歌，但也是以公开示人为前提的，因此张籍那种为博学的韩愈来讲解文字学的姿态，就随着这首诗而在朝廷人士之间广为流传了吧[18]。
五 太常寺太祝期间的闲居诗
张籍于元和元年开始十年间一直在任太常寺太祝一职，即一介所谓管理太庙神主的底层小官。而在唐代通常官员的任期（官满）为三年。即张籍在三倍以上于通常的期间之内，都没有人事调动。
唐代对官僚每年都有一次考核（业务评定），而积累三次考核即可决定下一任官职的升降。正如前文张籍与白居易之间的应酬诗所显示的那样，张籍正好是在任官第三年的前后（元和三、四年）得的病。恐怕张籍就失去了第一次的调动机会。其后两三年间因为并没有传达张籍病情的记事，就此而认为他恢复了健康。然而自元和八年冬开始张籍患有严重的眼病，其后三年又面临着濒临失明的危险。张籍恐怕在每次调动的时机，很不幸都身体欠佳而失去机遇。
此期间，张籍郁不得志的心情激化了起来。张籍是科举进士科出身，在中唐后期那个科举官僚实现进军政界中心的形势下，他自身也十分有可能成为一名走上精英路线的官僚。对于这样的张籍来说，当然会感到自己处于一种被官（权力·富贵）所排挤出来的境遇之中。那种遭受排挤的情况，用一个传统用语来说的话就是所谓的“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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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来读一读这些判断为太常寺太祝在任时期的闲居诗。至于何谓闲居诗，稍后再来作以考虑，眼下暂且解释为，意识到离开公务的状态之际所作的诗篇。下面先来读的是张籍得眼病之前的诗作。
早春病中
张籍
羸病及年初，心情不自如。
多申请假牒，只送贺官书。
幽径独行步，白头长懒梳。
更怜晴日色，渐渐暖贫居。
（大意）我的疾病到了正月也尚未治好，心情郁闷而不得快乐。我常常提出休假申请，只能为友人的升迁而致信祝贺。一个人走在无人的小径上，白发也懒得去梳理。特别令人高兴的是暖暖的太阳，渐渐温暖了我贫穷的家。
自己因为患病而常常提出疗养申请，友人们却都在升官晋级，因此而受人蔑视。留意来数一下的话，自己写的尽是祝贺升迁的贺信。张籍将这样的焦躁情绪写进了这首诗中。然而艳羡他人出人头地的诗篇，除了这首以外，在张籍的诗中再找不到第二首。其理由之一是，他自觉地意识到了妨碍自己升迁的不是别的，正是自己的健康状况。张籍自我抑制而醒悟到，责任不在外部而在自身。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张籍要在焦躁与贫困的生活中找到自己那一点点微小的幸福。自己一个人走过无人通行的小径的个中滋味，还有那春意渐浓的阳光晒在身上的喜悦，张籍都在这首诗中写了下来。结果就是在张籍的闲居诗中，并没有那种尽是唠叨郁不得志的过于偏激的诗篇。
此诗中“羸病”一词，并非指的是张籍的眼病，恐怕是在说自己在元和三年、四年前后的身体不适吧（参照前节）。这即使是一种作诗的修辞，但是还有下面很多证据可以证明这的确是张籍元和三四年前后所罹患的羸病。如诗中用了一些“白头”“日色”等显示色彩的用语，以及他期待着自己的身体早日康复（所以他哀伤过了年自己的病也不见好转），还有诗中并未直接言及自己的眼病；而更成为一种悖论的是自己尚未升迁而感焦躁的“朝气蓬勃的热情”，等等。
张籍在太常寺太祝时期的闲居诗中，与其说表露了对仕途郁不得志之感，不如说确立了一种抒发受病情折磨而深感不安的基调。这些都在上面这首诗中如诗题的《早春病中》以及“羸病及年初……多申请假牒”诗句中有所明示。下面要列举的几首闲居诗，都是张籍面对着自己的疾病所作的诗篇（前面所引用的《病中寄白学士拾遗》《酬韩庶子》等可参照）。
早春闲游
张籍
年长身多病，独宜作冷官。
从来闲坐惯，渐觉出门难。
树影新犹薄，池光晚尚寒。
遥闻有花发，骑马暂行看。
（大意）年纪大了，身体的病也多起来了。一个人寂寥地做个小官也还好。最近习惯了无所事事的闲坐，渐渐地外出也觉得不舒服了。树木虽说开始发出了新芽，也还是稀稀拉拉的。池水上太阳的晚霞看起来冷冰冰的。我听说那儿的花都开了，要不还是暂且骑马出门去瞧一瞧吧。
夜怀
张籍
穷居积远念，转转迷所归。
幽蕙零落色，暗萤参差飞。
病生秋风簟，泪坠月明衣。
无愁坐寂寞，重使奏清徽。
（大意）平常日子过得贫困，逐渐就有了要远行的念头。但是反复想想，却不知何处才能让自己安稳平静下来。隐蔽处开花的蕙草，花瓣也落了，暗处的萤火虫在三三两两地飞着。在秋风中铺开竹席，拖着生病的身体仰卧在上，眺望着明月，泪水沾满了衣衫。既不忧愁也不悲伤，胸中陡然升起一股落寞之情，所以还是想让我再听一听那清澈的琴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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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要读的是张籍罹患眼疾时期所作的诗篇。
卧疾
张籍
身病多思虑，亦读神农经。
空堂留灯烛，四壁青荧荧。
羁旅随人欢，贫贱还自轻。
今来问良医，乃知病所生。
僮仆各忧愁，杵臼无停声。
见我形憔悴，欢乐语丁宁。
春雨枕席冷，窗前新禽鸣。
开门起无力，遥爱鸡犬行。
服药察耳目，渐如醉者醒。
顾非达性命，犹为忧患生。
（大意）身体患了病，脑子里却尽在想着事情。读着《神农经》，复习了一遍本草学。家里空荡荡的点着灯火，四壁幽暗而夕阳朦胧。我成了一个无处可去的旅人，看着别人的脸色而低三下四地活着，没有钱财也没有地位，自己都嫌弃自己可悲。最近，我去名医处就诊，才知道了自己生病的缘由。仆人们也和我一起担心，捣药的声音总不见停歇。家人看到我憔悴的样子，故意说着高兴的事情要给我打气。春雨下起来了，感到被子冰凉，窗边小鸟开始鸣叫起来。要打开门时浑身却没有力气，听着远处的鸡鸣犬吠而走到门前。最近拜托喝了好药，自己的耳目稍有好转，似乎是从酒醉中渐渐醒过来一样。我绝非悟得了什么生命的意义，但就如同孟子所讲的那样，只能说是智慧生于忧患吧。
夏日闲居
张籍
多病逢迎少，闲居又一年。
药看辰日合，茶过卯时煎。
草长晴来地，虫飞晚后天。
此时幽梦远，不觉到山边。
（大意）因我常常得病，就少了与人交往。闲居的生活又过了一年。调药要等到辰日，煮茶过了早上就开始煎。太阳晒得到的地方草木就茂盛，而傍晚蚊虫则来回飞舞。此时，我在幽梦中飞向远方，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山边。
答刘明府
张籍
身病多时又客居，满城亲旧尽相疏。
可怜绛县刘明府，犹解频频寄远书。
（大意）长期生病，又离开了故乡寓居长安，长安城里的亲戚旧知，谁的音信都没来。非常感谢绛县的刘明府，仍旧从远方给我寄来书信。
病中酬元宗简
张籍
东风渐暖满城春，独占幽居养病身。
莫说樱桃花已发，今年不作看花人。
（大意）东风逐渐暖和起来，长安城里春色满眼。但是只有自己养着生病的身子住在落寞的一隅。别说樱桃已然花开，只有今年我却看不了花啊。
这首诗叙述了因为眼疾而不能去看花，应该是元和九年至十一年之间的某年春季所作（十二年春季张籍在韩愈宅内看花）。而至于元宗简，据推定，他是在白居易下邽服丧回到长安后的元和九年冬以降，通过白居易与张籍加深了友情的，因此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在元和十年（或次年）春季的可能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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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籍的眼病自元和八年冬至元和十一年冬，持续了约三年时间。而眼病终于痊愈的元和十一年十二月初，张籍就任了国子助教。这个时期，无论是健康状况还是官场履历，对于张籍的人生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时期。张籍临近五十二岁正在步入老年之时，反而在文学上较少涉及自己的病情，也就那样恢复了健康状态。而说起他的官职，国子助教（从六品上）→广文馆博士（正六品上）→秘书郎（从六品上）→国子博士（正五品上）→水部员外郎（从六品上）→水部郎中（从五品上）→主客郎中（从五品上）→国子司业（从四品下），这样一路升迁过来。张籍的人生，可以说到了后半生才总算变得顺利起来。
太常寺太祝时期的闲居诗作于仕途不遇与身体病苦的二重逆境之中。与这样的逆境相伴而来的闲居诗，也会随着张籍其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甚或会消失而消失吗？
对这个问题要做结论的话，张籍闲居诗的形式一旦被创作出来，其后也不会有大的变化而能持续创作下去。或者换句话说，太常寺太祝时期的闲居诗所形成的美学，在自中唐至晚唐时代氛围的变化之中，变得更为自觉化而被诗人们确立了起来。
雨中寄元宗简
张籍
秋堂羸病起，盥漱风雨期。
竹影冷疏涩，榆叶暗飘萧。
街径多坠果，墙隅有蜕蜩。
延瞻游步阻，独坐闲思饶。
君居应如此，恨言相去遥。
（大意）秋日的堂屋里我带病起床，在风雨交加的早晨洗脸束发。竹影冷清而显得庄严肃穆，榆叶茂盛而在风中沙沙作响。路边落有树木的果实，土墙的角落里还尽是蝉蜕。虽说能眺望到远方，但是走着上去却很费时间。独自一人坐着，沉溺于静静的思考之中。你的生活也应是如此啊，只是遗憾的是，我们相互住得太远了。
这首诗无法严密地确定其创作时间。但是，张籍与元宗简之间加深交游的时间是元和九年白居易下邽服丧结束后返回长安时期以降，特别以元和十一年末张籍就任国子助教以后为甚[19]。而且如果从这首诗点缀着对色彩或物象的细微描写这一点来看的话，这首诗的创作时间也会是在眼病也痊愈之后吧，即可以认为是元和十二年（817）以降之作。另外，元宗简的居所在占据乐游原中央的升平坊。此时的张籍仍然寓居在延康坊。据推定，张籍从延康坊到搬到接近升平坊的静安坊的时间是在长庆元年（821）就任国子博士之际，因此，此诗应作于张籍搬家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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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所列举的诗作，是张籍于长庆元年就任国子博士之后的诗篇。伴随着国子博士的就任，张籍也晋升为每日都参加朝会的常参官，可谓被认定为一名正式的精英官僚了。然而这些诗作中却并没有那些享受富贵的人的宽裕情景，倒不如说还是满篇都点缀着自己的贫贱与对吏务的无所欲求的言辞。
夏日闲居
张籍
无事门多闭，偏知夏日长。
早蝉声寂寞，新竹气清凉。
闲对临书案，看移晒药床。
自怜归未得，犹寄在班行。
（大意）无事可做就一直紧闭着大门，这样就更深知夏日天长了。刚刚鸣叫起来的蝉，也寂静得似乎叫声也要半途而废了，而鲜嫩的竹子送来清凉的感觉。静静地面向书桌，小心地移动晒草药的架子。遗憾的是，自己尚未能隐遁，还站在官差的行列里。
“班行”是朝会每次部署的官吏行列。能够参加天子的朝会是精英官僚的一项特权，而张籍成为具有此项资格的常参官的时间是长庆元年（821）就任国子博士（正五品上）之际。因此，这首诗乃就任国子博士之后所作。另一方面张籍也作有因加入常参官行列而深感高兴的诗作[20]。因此，对于张籍所谓“自怜归未得，犹寄在班行”那样叙述的辞官归隐的愿望，就没有必要从正面去理解，可以理解为这只不过是一种文学性的修辞手法而已。
咏怀
张籍
老去多悲事，非唯见二毛。
眼昏书字大，耳重觉声高。
望月偏增思，寻山易发劳。
都无作官意，赖得在闲曹。
（大意）人上了年纪悲伤的事情就多了起来，而不只是多生几根白发而已。我的眼睛看不清楚，字也就写得很大；耳朵也背了，不觉间说话的声音也就大了起来。看见月亮偏斜就徒增愁思；若去山里，走几步就很容易疲劳。我根本没有心思来当这个官差，幸亏我正好身处闲职。——这大概是在说自己身居国子博士或国子司业这样的学官吧。
酬孙洛阳
张籍
家贫相远住，斋馆入时稀。
独坐看书卷，闲行著褐衣。
早蝉庭笋老，新雨径莎肥。
各离争名地，无人见是非。
（大意）我生活贫穷，与住在洛阳的你相去甚远。我也几乎没有上过斋馆（寺院？）。一个人坐着看看书，或者穿件日常的衣服，悠闲地散散步。蝉开始鸣叫时，院子里的竹子已长得很漂亮了；一下雨地上就长满了莎草。我们相互都远离出人头地的竞争圈子，也就没有人对我们说三道四地指指戳戳了。
《全唐诗》中该诗题下注有“一本此下有革字”。这首诗是长庆末年（824）孙革官任洛阳令之际所作[21]，此时的张籍官任水部郎中或主客郎中（二者皆从五品上）。要注意的是，已作为高级官僚的一员，张籍却还写下了诸如“家贫相远住”“各离争名地”这样的句子。张籍后期的闲居诗中有如同这样将自己伪装成宛如一介与富贵无关的小官一样的倾向。下面的这首诗，就经典地显示了这种倾向。
寒食夜寄姚侍御[22]
张籍
贫官多寂寞，不异野人居。
作酒和山药，教儿写道书。
五湖归去远，百事病来疏。
况忆同怀者，寒庭月上初。
（大意）我当了个穷官，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很寒酸寂寥，住的跟野人没什么两样。造酒时加上药草，给孩子教书时，选本道教的书让孩子抄。隐遁的世界离我那么遥远，而好在我患病在身，世事百态也就都与我无关了。何况你现在与我怀有同样的心境，让我很思念你。空空荡荡的院子里一轮明月刚刚升起。
姚合在任殿中侍御史的时间是大和二年（828）十月至大和四年正月之间，此诗正乃此期间所作。而此时张籍则官拜其人生最终官职的国子司业（从四品下）。
＊这里值得关注的是“贫官多寂寞，不异野人居”一联。张籍此时已不再是往日的太常寺太祝那个正九品上的小官了。尽管如此，他还自称自己等同于野人（没有官职的科举备考者），这就不寻常了。而他诉说身体不适、酿造药酒、亲近道教典籍以及祈愿归隐等，这些也同样都不是作为事实来记述的，而应该理解为只是根据同一倾向而连缀在一起的文学修辞罢了。这些特征综合起来就被姚合继承了下来。关于姚合所创制的文学形式武功体，松原在《姚合的官场履历与武功体》一章结论部分，将其概括如下：“所谓武功体文学，其特征在于诉说自己处于贫穷、偏僻、年迈、疾病等的负面状态，以及诉说对职务的倦怠、对归隐的渴望等。”
张籍就任国子助教以降，无论是对于其健康状态还是对于其官场履历而言，都迎来了一个所谓顺利安定的时期。当然，可以确认的一点是，即使无奈因上了年纪而老化，张籍的诗中却再也看不见如同其四十五岁时苦于眼病那样特定的疾患了。而长庆元年张籍就任国子博士之后，也就有了常参官的身份，张籍在诗中毫不掩饰对其状态的满足之情。
然而至于其后期的闲居诗而言，张籍仍在继续讲述着贫贱、诉说着对职务的毫无兴趣，还时而表明自己对归隐的渴望。也就是说张籍将前期实际生活中形成的闲居诗手法，与生活自身切割开来并加以审美化，而且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给确立了下来。而从张籍那里继承了这种形式并将其留传给晚唐时代的人，则应是姚合。
六 韦应物与白居易的闲居诗
本书将张籍在意识到自己处于离开公务状态时所作的诗称为“闲居诗”。然而本书之所以并未以文学史上更加通用的术语“闲适诗”来称呼张籍的上述诗歌，是因为本书认为张籍的诗歌应该与白居易的所谓闲适诗区别开来对待。
大家都知道，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认为诗歌应该分为讽喻、闲适、感伤三类[23]。而对其闲适诗已积累了诸多研究成果，因而本书并无意去添加新的见解。本书只想从以往的议论中整理出几个要点而已。
第一，所谓“闲适”是“闲”与“适”的一个复合概念，而“闲”指从公务解放出来的自由时间，而“适”指心身都很舒适惬意。
第二，白居易的“闲适”被认为是一种对《孟子》的“兼济、独善”中所谓独善的一种文学实践。即将“兼济、独善”置换了白居易文学活动上的“讽喻、闲适”。
第三，这里可否引用川合康三的说法，即“然而对于白乐天将“闲适诗”与“独善”结合起来的做法来说，是否曲解了《孟子》的意义而显着很勉强呢？《孟子》“独善”的意思应该是指在自己处于人世间无法积极行动之际而来加强自己的修养。但是白乐天的“独善”与“闲适”的内容是指在与世无争之际，享受并品味自己一个人的私生活，而其中白乐天“独善”的意义相较与《孟子》就明显发生了错位。《孟子》的“兼济”与“独善”在二选一的情况下都无法实现两立，而白乐天的“讽喻诗”“闲适诗”讲的是公私有别，能够同时分别使用。白居易确实在置身为官的同时还是作着“闲适诗”的。将《孟子》曲解到这个程度，还在引用“兼济独善”，就可看出对闲适诗意义的解释该有多么困难。”（川合康三《白乐天》第146页，岩波书店2010年版）
韦应物的幽居诗被视为白居易闲适诗的先驱，下面关于韦应物的幽居诗，将放在与白居易、张籍的异同比较之中来简单地做以论述。为考察论述方便起见，这里事先就孟子、韦应物、白居易三人而言，将上述第二与第三个论点进行一下逻辑图式的整理，则如下所示。（请与《姚合“武功体”的谱系》一章第四第五节结合起来进行参照。）
【孟子】顺境→出仕为官→兼济
逆境→辞官→独善
【韦应物】出仕为官→富贵·损害天性
辞官（幽居）→贫贱·保全天性
＊在韦应物这里，出仕为官的顺境与逆境都作为自己的外部问题而后退到次要的定位上。
＊出仕为官与辞官是人生中一对不允许共存的对立关系，被迫要进行二选一的决断。
＊对后期韦应物（滁州刺史以后）来说，出仕为官与辞官的对立已后退了，他追求一种在做官的同时而采取幽居之实（保全了天性）的“吏隐”做法。
【白居易】顺境→仕官→讽喻（兼济）·闲适（独善）
＊白居易只有顺境的情况，至于逆境仅限于例外的两段时期（下邽服丧时期、江州司马左迁时期）
＊讽喻与闲适，日常生活中二者共存，做官的同时也能够在公私时间的分离中和谐共存。
＊后期的白居易（杭州刺史之后）“讽喻”本身就从上图中消失了。
韦应物叙述幽居（处于官的逻辑之外的隐者的生活）之情的诗篇，即所谓的“幽居诗”，能够分为赴任滁州刺史之前的前期与历任滁州、江州、苏州刺史的后期两个阶段（关于幽居、闲居、闲适的异同，请参照《姚合武功体的谱系——尚俭与慵懒的美学》一章）。
前期的幽居诗指的是，在出仕为官与辞官不做之间二选一，辞去官职后所作的诗篇。即“出仕为官与辞官”的关系是一个在士人内心身处的尖锐对立的关系。韦应物将出仕为官视为一种损害人性而应该回避的状态，即使以失去富贵（官俸与尊位）为代价，他也是期望辞了官职去幽居的。
关于韦应物的出仕为官与辞官之间的对立，其实在其早年任职洛阳丞之际就已显露苗头了。
任洛阳丞请告一首
韦应物
方凿不受圆，直木不为轮。
揆材各有用，反性生苦辛。
折腰非吾事，饮水非吾贫。
休告卧空馆，养病绝嚣尘。
游鱼自成族，野鸟亦有群。
家园杜陵下，千岁心氛氲。
天晴嵩山高，雪后河洛春。
乔木犹未芳，百草日已新。
著书复何为，当去东皋耘。
（大意）四角的凿子插不进圆孔，笔直的木材做不了弯曲的车轮。材料各有各的用途，而适得其反就只会招致苦痛。当个官差整日低头哈腰，并不是我要做的事情。而就算落得个无米下炊井水自饮的下场，那对自己来说也不是什么令人嫌弃的苦日子。我交上了休假申请，随意躺在空荡荡的家里养着病，与世俗尘杂一刀两断。游在河里的鱼儿同族嬉戏，飞在原野上的鸟儿成群栖居。一想到我家的族地世代位于长安南面的杜陵之下，不可抑制的望乡之情就油然而生。而看看眼前，晴空万里，嵩山高耸，雪晴暖日，洛阳春早。乔木虽尚未发芽但灌草日日可见新绿。我这里著书立说又是何苦呢，不如到东面的田地里去干干农活儿吧。
这里明确提出违反自己本性而出仕为官是一种苦痛，向世间宣告置身于官场不自由的境遇并非乃自己应为之事（“反性生苦幸……折腰非吾事”）。如此一来，韦应物的确以告病为由辞去洛阳丞（“休告”），独卧空馆而幽居起来。对韦应物而言，出仕为官与辞官幽居是一种对立的关系，是一种在个人生活中无法使其双方优势共存的互相排他的关系。如果要想取得幽居的自由，就只能斩断对官场富贵的期待。
虽说韦应物将辞官视为一种夙愿，但是这里应该注意的是，他却并没有蔑视官僚职务本身。不如说他正是由于重视其职务，才认识到自己的本性其实并不堪官务重负。
对韦应物来说，未能贯彻执行官职应有的要求，对于“旷职”“素餐”的自己而深感惭愧。为此韦应物创作了一组叙述这样惭愧之情的诗篇[24]，这个情况值得重视。
[1]移疾会诗客元生与释子法朗因贻诸祠曹
韦应物（京兆府功曹参军时期）
对此嘉树林，独有戚戚颜。
抱瘵知旷职，淹旬非乐闻。
……
（大意）我一边眺望着这美丽的树林，一边独自沉溺在悲伤之中。自己因病而懈怠职务已有十余日之久，其实我却并非在享受什么闲暇时光啊。
[2]假中对雨呈县中僚友
韦应物（高陵令时期）
却足甘为笑，闲居梦杜陵。
残莺知夏浅，社雨报年登。
流麦非关忘，收书独不能。
自然忧旷职，缄此谢良朋。
（大意）我的脚不好，无奈被人笑话。我闲居在家，怀念自家杜陵下的族地。耳边听见过了季节的莺儿的叫声，就知道夏天才开始不久。而春耕祭祀时下了一场雨，今年的大丰收令人期待。而我疏忽大意让大雨冲走了收好了的麦子，这个下场也并非我忘记了麦收农事，也并非因为像后汉高凤那样埋头学问而忘记一切。我就这样将懈怠职务的惭愧心情赋于诗中，以告诸君吧。
[3]冬至夜寄京师诸弟兼怀崔都水
韦应物（滁州刺史时期）
理郡无异政，所忧在素餐。
……
（大意）我即使从事着滁州的治理工作，也没有什么漂亮的业绩。这样不就是尸位素餐吗？我心中不安啊。
[4]寄李儋元锡
韦应物（滁州刺史时期）
……
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
（大意）我体弱多病，怀念起故乡的田园来。听说村里还有失去土地的农民，我在这里收受俸禄实在有愧。
对于韦应物来说，出仕为官从事吏务与辞官幽居在家（或闲居）是一对对立的关系，在为官的同时却离开吏务，就是旷职（懈怠公职）；尽管如此却还依旧留在官位上领受俸禄，那就只能是尸位素餐了。即对韦应物而言，如果要实现幽居的话，是必须要辞去官职的。而韦应物的幽居，正是在如此毫无退路的二选一的关头、放弃官场富贵之时而开始获得的一种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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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对于这样的韦应物来说，从以刺史出任地方大员的时期中终于迎来了转机，他得以开始摸索方法，使其仕官（吏务）与幽居二者在自己生活中实现了共存。
建中三年（782）夏，韦应物从比部员外郎调任滁州刺史。其生年若按开元二十四年（736）来算的话，其时三十七岁。从滁州时期开始，韦应物诗中可以看见他依旧惭愧自己“尸位素餐”的诗篇，而另一方面，刺史在任的同时，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歌咏为了自己而享受私人时间的诗篇，即所谓正值过渡期的时期。而且韦应物正是在这样的不断摸索中，也使其后期文学特征的“吏隐”思想日臻成熟起来。
答杨奉礼
韦应物
多病守山郡，自得接嘉宾。
不见三四日，旷若十余旬。
临觞独无味，对榻已生尘。
一咏舟中作，洒雪忽惊新。
烟波见栖旅，景物具昭陈。
秋塘唯落叶，野寺不逢人。
白事廷吏简，闲居文墨亲。
高天池阁静，寒菊霜露频。
应当整孤棹，归来展殷勤。
（大意）我带病赴任山中滁州太守，因而得以与嘉宾相会。仅仅与你数日不见，就觉得如同过了百余日般寂寞。一个人喝酒也无味，客人坐的椅子上已蒙上了灰尘。一读起你写的《舟中作》，就宛若天空飘起了清莹的大雪。而你泛舟旅行的样子，还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你写的景物也都详尽细致。而说到我自己，能看到的只有漂满秋堤的落叶；自己去了寺庙也碰不见一个人。写的报告是给朝廷官员看的，而闲暇时间里我才为自己润笔研墨。天空秋高气爽，池畔的楼阁静静伫立，菊花开放的时候，霜露也常布满楼阁。我一定要准备一叶扁舟来隐遁起来，要向你好好说说我对你的敬慕之情。
这里值得关注的是“白事廷吏简，闲居文墨亲”一联。“白事”是指向中央写的报告，执笔向朝廷提交的报告，这是刺史的吏务。而从这种吏务中被解脱出来的时间即为幽居（闲居），而且在此时间韦应物则尽情地倾心于诗文创作。他将一个人的时间按照公私有别而分离开来，结果他反而可以做到不必辞官、也不必损害自己的本性就可以两全其美。不再从出仕为官或辞官中二选一，做着官的同时却能确保一片不进入官的世界。这样的吏隐的思考方法，使得后期韦应物的文学从非此即彼二选一的紧张感，转变成为二者兼可的轻松包容。而末尾所添写上的归隐夙愿，就不再是如前期韦应物诗歌特征那样的一种包含迫不得已的辞官与隐遁的决断，变成应该可见的一种心平气和的荡漾。不管怎么说，此时的韦应物一边做着官，一边已经在尽情地享受着所谓“秋塘唯落叶，野寺不逢人。……高天池阁静，寒菊霜露频”这样一种闲静的风景了。
郡内闲居
韦应物
栖息绝尘侣，孱钝得自怡。
腰悬竹使符，心与庐山缁。
永日一酣寝，起坐兀无思。
长廊独看雨，众药发幽姿。
今夕已云罢，明晨复如斯。
何事能为累，宠辱岂要辞。
（大意）我独自幽居，与尘世间的俗人断绝了往来，我虽生性鲁钝，却知道自己生存的喜悦。腰间虽然悬挂着竹制的刺史印章，可心里却与庐山的僧侣相通相映。一整天都酩酊大醉而酣睡不醒，一旦起来则呆若木鸡无念无想。我在走廊下眺望着雨天，芍药花则静静地开放着。今晚就这样睡去了，明早起来还是一样又把今天重复一遍吧。现在还有什么事能够让我烦恼呢，我再也不必去挂念什么官场宠辱了。
这首《郡内闲居》诗，作于离开滁州赴任江州刺史时期。而在此韦应物又更进了一步，即“腰悬竹使符，心与庐山缁”一联。如果说他身份虽已贵为刺史，而心却与庐山的僧侣相通相映的话，那么特意的遁世也早就没有什么必要了。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何事能为累，宠辱岂要辞”一联。官场世界的宠辱沉浮，已经不能再使我心烦意乱了，因此也就没有必要辞去官职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韦应物已经在自己与刺史（以及广义上的官职）之间构筑起了一种安定的共存关系。
白居易的闲适诗就诞生于韦应物刺史时代吏隐诗的延长线上。而且相较于韦应物将郡斋（刺史官舍）或近邻的寺院视为吏隐的场所，白居易则更进一步接力将自己生活场所的宅邸寄托为吏隐的场所。他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左迁江州后修筑起草堂，并将其用作吏隐的场所（《草堂记》）。其后回到长安，又在新昌坊购入新宅，并在宅院中为实现自己的审美趣味而竭力营建装修（《竹窗》诗及《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因寄元郎中张博士》诗）。最后，白居易又在他的终老之地洛阳履道里自宅为自己的吏隐而大搞营建装修（《洛下卜居》诗及《池上篇》）。我们回顾一下韦应物初期的幽居诗，他在出仕为官或辞官之间、在以富贵损害本性或以幽居保全本性之间二选一的对抗相争中分别选取了后者，因此他的初期幽居诗可谓是一个令人发狂般决断的产物；而相较于韦应物初期的幽居诗，不得不说白居易的闲适诗其个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结语
闲居原本指的就是一种“隐居不仕”的状态的。即从官的世界被排挤出来，不得已而被置于幽居的境地。闲居对于那些以出仕为官例行公事为己任的士人来说，是一种违心勉强的状态，也是一种郁不得志的状态。而将“孔子闲居，子夏侍”（《礼记·孔子闲居》）的意思解释为“孔子悠闲放松身心的时间”的理解，都是基于白居易以降、甚或最早也只是基于陶渊明以降的所谓“闲居”语感的基础之上的一种曲解。而其真正的原意却只有一个，即只能解释为：孔子郁不得志而连出仕为官的劝说都不再接受的时期。
关于司马相如，据载“复召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疾。与卓氏婚，饶于财。其进士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传》）——司马相如有口吃的毛病，还患有糖尿病，幸而因卓文君颇有家财，虽不正常，但“闲居”在家——必须要以这样的文理来解释，即司马相如并非是在追求自由的闲暇时间，而是喜欢闲居的。
将“闲居”用作肯定意义的，应是到了后汉末年隐遁之风受到了尊重之后。然而在当时，放弃官场富贵，反而去承受贫贱，即闲居是通过以上述“痛苦辛酸的决心”为代价换取而来的，即使在后汉末年，所谓这样的原则仍旧有效。因此，就陶渊明高唱《归去来兮辞》而言，陶渊明将阻挡在闲居之前的决心本身视为一种“喜悦的决断”而高调地公布于世，这本身在文学思想史上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即便如此，由于陶渊明的行为也太过于离奇古怪，“与辞官成为一体的陶渊明的闲居”也并不允许他人随便效仿追随，亦并非能得到一般世人的共鸣，这不能不说是包含着毁誉褒贬的并且长久以来被陶渊明个人所独占的一种境界。而从六朝后期直到初盛唐时期，陶渊明并没有被给予很高的评价[25]。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在理念上，“与辞官一体化的闲居”与士人的社会使命本身相反；因而在现实上，放弃富贵在人情上并非易事而无法普及开来。
有研究认为，到了韦应物才能看到对陶渊明评价的上述变化，这个见解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26]。其后从韦应物到白居易“闲居”观念的变化，即如本文前文所论述。即韦应物初期的闲居就是与出仕为官相互对立的关系。闲居是根据辞官的决定而获得的，可谓是继承了陶渊明的闲居观。然而到了后期，韦应物谋求出仕为官与闲居之间的融合，将公务闲暇中度过的自由时间当作“闲居”，从而要肯定在官的闲居，即吏隐，或可谓一种关于吏隐的哲学发现。白居易则继承了韦应物吏隐的哲学观念，并将其引进到所谓自宅的日常生活当中来。白居易作为闲适的世界来构筑的长安新昌里宅邸，以及其后洛阳的履道里宅邸，都与其朝廷高级官僚的身份相称，无论位置、面积，以及极尽奢华的装修都令其倍感自豪。然而胸中怀着那种“居陋巷而不得志”心情而能闲居的那种阴郁而传统的印象，到这里则被完全一扫而光了[27]。
韦应物吏隐思想的成熟，是一种将辞去官职、拒绝富贵、甘受贫穷等的“闲居之毒”都一一拔除掉的操作过程。对于被拔了毒的白居易的闲居而言，早已没有了什么可感到痛苦的因素，就这样变成一种“闲着而适”的状态[28]。而连接韦应物到白居易闲居的理念性谱系，就应该这样来理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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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籍的闲居诗，是孤立于从韦应物到白居易这个大谱系之外的。张籍所拥有的是，过着像“居陋巷、箪瓢食”那样的贫穷生活；而且不折不扣地被置身于因病而不仅无法升迁并且到最后连出仕为官也都不得不放弃的境遇之中。张籍的闲居诗正是在那样的境况下创作出来的。特别总结一下的话，那本应创作于人生负面境遇中的闲居诗，却已被张籍提纯到其理想性原型的高度上去了。
张籍的闲居诗，创作于他处于官僚组织最底层的太常寺太祝的小官任上，而且恰好也是他深受重病折磨的时期，是与他那些个人的特殊情况一体化而创作出来的诗篇。因此，随着个人特殊情况的消失，照理说其闲居诗也就应该随之消失了。然而，对于后期的张籍而言，这种闲居诗则被继承下来并走向了成熟，即所谓作为一种普遍的美学形式，从对个人特殊情况的依附而走向了实现自立。
而使得这种形式升华到一种普遍的美学形式的，可能是生活在张籍时代的人们的那种气质禀赋的力量吧。虽然已经积累了充足的教养、却仍然不得不处于郁不得志的境遇、无奈沦落到都市陋巷的那一群知识人，自此就开始被囤积了下来。而闲居诗的形式正是又被交还给了这一群人。孤立存在于连接韦应物到白居易的中唐文学主流中的张籍闲居诗的形式，当继续发展到了晚唐之际，反而一跃成为代表当时时代的一股大潮流。而在中唐走向晚唐之间，以张籍为转折点，那个时代的文学则正处于一场更替轮换之中[29]。
[1] 《旧唐书》卷六十《张籍传》中“张籍者，贞元中登进士第。性诡激，能为古体诗，有警策之句，传于时。”与前言中介绍的白居易之间的对话（白居易《酬张十八访宿见赠》诗中有“问其所与游，独言韩舍人。其次即及我，我愧非其伦”），或与韩愈常有反复争论的应酬诗。
[2] 《新唐书》卷四十八《志第三十八·百官三·御史台》第563页中有“文官五品以上及两省供奉官、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日参，号常参官。”
[3] 贾晋华《张籍传》（同作者《韩愈大传》所收，第456页）根据张籍的《会合联句》中“升朝高辔逸，振物群听悚。徒言濯幽泌，谁与薙荒茸”这四句，上联乃赞美韩愈升迁回京之事，下联言自己则埋没在杂草之中，从中可以推测，在此时刻张籍尚未任官。
[4] 白居易服丧期满复归至太子左赞善大夫之后的元和九年（814）冬作有《酬张十八访宿见赠》（此后诗为赞善大夫时所作）中有“昔我为近臣，君常稀到门。今我官职冷，唯君来往频”。“昔我为近臣，云云”说的是在他曾官拜翰林学士、左拾遗那样公务繁忙的要职时，没有实现与张籍的交往。
[5] 白居易于元和五年五月在任翰林学士的同时，因由左拾遗升至京兆府户曹参军，故而这首应酬诗的创作则不晚于元和五年秋。
[6] 诸本皆作“江东”。则其意指曲江以东的新昌坊。现本文从金泽本作“街东”。
[7] 张籍诗“梨晚渐红坠，菊寒无黄鲜”有这样鲜艳色彩的表达，也可视为未失视力情况的证据。
[8] 有人认为这里的张生指的是张彻，而创作地点在洛阳。然而笔者认为这里的张生是张籍。张籍熟悉文字学，是以石鼓文古代文字（八分）为话题的最适合的人选。韩愈《赠张十八所居》中有“端来问奇字，为我讲声形”。
[9] 贾岛《延康吟》中有“寄居延寿里，为与延康邻。不爱延康里，爱此里中人。”说明自己在延寿坊选择寓居的理由是，距离张籍宅所在的延康里相当近的缘故。
[10] 李翱《叔氏墓志铭》（《全唐文》卷六三九）中有“元和九年岁值甲午正月十九日丁卯，浙东道观察判官将仕郎试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李翱，奉其叔氏之丧葬于兹。叔氏讳术。生子曰王老。远在京师。翱实主其事。铭曰：……”另有旧说之元和六年，这与此书信中“籍与李君友也，不见六七年”（我张籍与李翱君是朋友，已有六七年未见了）的内容不符。即李翱于元和四年正月应以岭南节度使幕僚身份从长安出发，其后转任为浙东节度使幕僚，就留在了南方，到元和六年仅过了三年。而按照卞孝萱·贾晋华的元和八年上京说，推断的结果是在李逊辞去浙东观察使的元和九年九月以前，李翱上的京。但因其缺乏背景资料支持，此处暂不予采用。
[11] 韩愈自元和六年秋回到长安，至元和十四年正月因上奏《论佛骨表》而被左迁为潮州刺史为止，历任职方员外郎、国子博士、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考功郎中史馆修撰、中书舍人、太子右庶子行军司马、刑部侍郎等，虽有若干浮沉，但作为高级官僚一路升迁都很顺利。
[12] 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唐元和九年，岁在甲午八月己亥，贞曜先生孟氏卒。无子。其配郑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张籍会哭。明日，使以钱如东都，供丧事。……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赠赙，而葬之洛阳东其先人墓左。以余财附其家而供祀。将葬，张籍曰：先生揭德振华，于古有光，贤者故事有易名，况士哉。如曰贞曜先生，则姓名字行有载，不待讲说而明。皆曰然，遂用之。”
[13] 这首诗是在考虑元稹、白居易等人于元和四年前后到达顶点的新乐府诗歌创作、是否受到张籍（及王建）乐府的影响时的重要资料，而围绕着张籍的乐府创作时期就有元和初期说及元和十年前后说。采用元和初期说，就要重视文集的排列问题；但在此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贱贫”一句所记载的张籍的年龄与官场履历。上述两句说法在张籍元和初年刚刚就任太常寺太祝之后是难以成立的。本书与大多数研究者所主张的意见一致，认为此诗作于元和十年前后。专门研究的论文可见徐礼节《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作考辩》（《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
[14] 参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韦处厚项目执笔为吴汝煜。另见刘禹锡《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京事韦公集》（《刘梦得文集》卷二十三）。
[15] 《佩文斋广群芳谱》卷九六中“车前……处处有之，开州者胜。春初生苗……五月采苗，八九月采实”。
[16] 若根据姚合《赠张太祝》诗，元和十一年十一月五日以后的某个时间点，张籍处于尚且被称作“张太祝”之中。此诗有“甘贫辞聘币，依选受官资”一句，“辞聘币”指的应是淄青节度留后李师道来的招聘。记载这个招聘事件的张籍《节妇吟》一诗原注中有“寄东平李司空师道”。李师道受封检校司空的时间，根据《资治通鉴》为元和十一年十一月丙寅（五日）。此诗姚合的作诗时间点上，张籍还被称为其前任官名张太祝，“依选受官资”即仍处于守选的状态之中。
[17] 这十六首并非一时之作，而被认为是日后汇总在一起的。
[18] 韩愈对张籍时有提拔。贞元十四年（798）秋汴州预备试上，韩愈担任主考官，将张籍作为第一等而向上推荐，为其次年进士科及第而开辟了通路，这就是对张籍提拔的开始。韩愈死后张籍所作《祭退之》中特别记录有“我官麟台中，公为大司成。念此委末秩，不能力自扬。特状为博士，始获升朝行。未几享其资，遂忝南宫郎”。意即，将秘书省（麟台）秘书郎的张籍推荐为国子博士，以及其后将张籍推荐为尚书省（南宫）的水部员外郎的，都是韩愈。张籍就任助教的背后也有韩愈的推荐，这是非常可能的。
[19] 张籍《哭元八少尹》诗中有“初作学官常共宿，晚等朝列暂同时”句。
[20] 张籍给秘书丞王建的唱和诗《酬秘书王丞见寄》中有“常参官里每同班”，意即二人一同作为常参官参加朝会都很喜悦；而张籍给中书舍人白居易等人寄去的诗《早朝寄白舍人严郎中》中有“常参班里人犹少”，以叙述他去早朝时人还来得很稀少的情景。
[21] 《增订注释全唐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三册·卷四六二《孙革小传》中有“长庆二年（822）任刑部员外郎，后迁洛阳令。太和四年（830）为左庶子”（执笔：汤华泉·毛水清）。
[22] 《全唐诗》作“侍郎”“一作御”。在此依据《张司业集》卷二作“侍御”。姚侍御即指官任殿中侍御史的姚合。
[23] 杂律是指使用近体诗形式的诗歌，其分类标准与前面三者不同。杂律虽在内容上可以理解为有讽喻、闲适、感伤等不同的区分，但是在实际形态上，却很少包含讽喻的要素。
[24] 与“旷职”相关的即《移疾会诗客元生与释子法朗因贻诸祠曹》诗及《假中对雨呈县中僚友》诗。与“素餐”相关的即《冬至夜寄京师诸弟兼怀崔都水》诗及《郡斋赠王卿》诗。与近义词“愧俸钱”相关的是《寄李儋元锡》诗。另外，被认为是继承了韦应物闲居诗的白居易，虽然留下了六倍于韦应物的诗歌总量，但是“素餐”的用例却仅有三首（《游悟真寺诗》《西掖早秋直夜书意》《初罢中书舍人》），而至于“旷职”竟无一首用例。这个事实就说明，对白居易而言，他将吏务与闲居（闲适）理解为并非对立、而是能够相互妥协而共处的关系，因此为了得到闲暇时间而离开吏务，他却并不必为此而愧疚。顺及，对于张籍而言“旷职”“素餐”则皆无用例。
[25] 杜甫《遗兴五首》其三中有“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到。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
[26] 赤井益久《闲适诗考——从“闲居”看到的闲适理念》（同著者《中唐诗坛研究》创文社，2004年）中有“如同刚才一瞥而过的初盛唐时期对陶渊明的论及……不如说多是嘲笑其执拗及顽固的。但是，韦应物却明显不同。他每逢遭遇人生重大分岔口之际，就会想起陶渊明的境遇与处世来。而且最该注意的是，一生中都可看到他在有意识地放弃着官位”（第163页）。
[27] 白居易《闲居贫活计》诗中有“冠盖闲居少，箪瓢陋巷深”（冠盖高官中没有多少闲居的人，箪瓢草具的穷人则都住在偏僻的小巷里），虽是一种经典地传达出“与箪瓢、陋巷一体化的闲居”基本含义的用法，但其闲居的语义则正是被此诗的作者来完全篡改了。
[28] 理解为“闲着且适”（并列），或“因闲而适”（前提）的情况下，“闲”本身从起初就被给予了一种肯定而积极的语感。这一点与历史性的传统理解之间会有分歧。
[29] 将张籍视为晚唐诗先驱者的定位研究方法，以清末李怀民《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为代表，业已系统地成型了。而最近的专论中，则有安易的《论晚唐体与张籍》（《唐山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12卷第3期，1999年），张金桐、刘雪梅《论“晚唐体”与张籍诗的共通性》（《宁夏社会科学》第4期，2004年），以及王腊梅《从李怀民看“中晚唐以张籍贾岛两派为主”说的始末》（《图书馆杂志》第2期，2009年）等论文。然而在张籍身上，晚唐性的东西是在何种具体情况下所形成的呢、又是经由谁、并如何给予晚唐以影响的呢等，关于这些问题的论点却仍未必明确。这正是本文用意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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